热点关注:

每日最新更新

晋商-山西商帮

时间:2014-12-07 09:57 编辑: 来源: 点击:

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多年间(公元1368年到公元1912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李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其中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晋商文化之晋商大院

其实,那些显赫一时的晋商家族当年无一不在不遗余力的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营建一个归宿,但不是所有的晋商大院都能够保存到今天,有的大院虽然依旧能够找寻,但颓垣残壁之间,早已难觅当年的风采,譬如祁县的何家大院、碛口西湾陈氏民居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有
晋商
关部门先后修复开放了五座晋大院,虽然这些力求恢复原貌的修复工程并不能完全还原旧日景象,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遗憾,但今天的人们终于可以最直观去感受晋商文化。这五座晋商大院分别是:祁县乔家堡村的乔家大院、祁县县城的渠家大院、长治西白兔乡中村的申家大院、灵石静升镇的王家大院、榆次东阳镇车辋村的常家庄园。 晋西南丁村民居、晋东南皇城相府、晋北阎锡山故居等山西民宅各具特色,驰名中外,亦可笼统称之为大院,然宅主不具那个时代的晋商明显的特征,故不赘述。
①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
②渠家大院——“晋商文化博物馆”。
③曹家大院(三多堂)——“显赫家族”。
④王家大院——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筑群,人称“三晋第一宅”。
⑤常家庄园——中国第一儒商旧居
晋商文化之山西会馆
明清年间,辛勤经商的山西商人在商迹之处捐资联合,共同建设了很多山西会馆。这些山西会馆中,有的叫山西会馆,有的发展为山陕会馆,还有的成为山陕甘会馆,还有的叫秦晋会馆、西晋会馆、全晋会馆等等。几百年过去了,这些遍布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文物,但是作为晋商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还远远没有为世人所关注。
走近晋商,晋商大院是一个途径,不过那是晋商个体的家;
遍布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才是晋商商业帝国的真正见证,这些山西会馆才是晋商的商业奇迹成就的根本基石。据专家考证,从1656年到1888年,晋商建在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有500余座之多。晋商正是以这些会馆为依托,拜关公、崇忠义,团结乡人联合发展,缔造了晋商商业帝国。如今,保护相对完好的晋商会馆尚存世50余座,其中大多数已成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如北京阳平会馆、三家店山西会馆、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江苏苏州全晋会馆、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江苏徐州山西会馆、甘肃天水山陕会馆、内蒙古多伦山西会馆等等。

后金政权与晋商的关系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
晋商
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衰落过程

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嘉庆、道光(1796——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
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洲,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晋商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
晋商
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请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晋商
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
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准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争回矿权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改为金钱讹诈。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最后以讹诈赎矿银 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 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
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 800万两,实际集股 193万两。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资本银挪还票号。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缺,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
第三、墨守成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
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晋商
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最有权威。毛氏墨守成规,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终于无法振作。
清代晋商
清代晋商的发展及衰落
清兵侵入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
晋商
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晋商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表现晋商大院的国画作品—作者谭翃晶
表现晋商大院的国画作品—作者谭翃晶(7张)
 
 

2会馆编辑

会馆是同乡人在异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有人说:中国最早的会馆可上溯到明朝永乐年间。最初的会馆,主要为客籍异地乡人的聚会场所。山西人在异地建立会馆,最早的始于明朝隆万时代。
据《藤荫杂记》卷六《东城》载:“尚书贾公,治第崇文门外东偏,作客舍以馆曲沃之人,回乔山书院,又割宅南为三晋会馆,且先于都第有燕劳之馆,慈仁寺有饯别之亭。此贾公为贾仁元,字西池,山西万泉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曾任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戍政,克经筵官。贾氏任京官时宅第在崇文门外,曾辟宅南为三晋会馆。当时的会馆规模较小其功能主要是在京的晋籍士人聚会场所。明代实施开中法以来,晋商以“极临边境”地理优势,捷足先登,渐成为明代最有势力的商人群体。京师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晋商为活动方便而设会馆于京师。
《晋冀会馆碑记》记述了原初设会馆之起因:“历来服官者、贸易者、往来奔走者不知凡几,而会馆之设,顾独缺焉。……虽向来积有公会,而祀神究无专祠,且朔望吉旦群聚类处,不可无以联其情而冷其意也。议于布巷之东蒋家胡同,购得房院一所,悉毁而更新之,以为邑人会馆”(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晋商会馆创始最早年代,约明中后期。山西平遥颜料商建立的颜料会馆,清乾隆六年《建修戏台罩棚碑记》称“我行先辈,立业都门,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按清乾隆六年(1741)上溯百有余年,当为明代万历后期天启初年。又《临襄馆山右馆财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筑落成记碑》载:“吾乡自前明,即有山右会馆。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临汾东馆记》载:“临汾为山右平阳首邑,其立馆于京师也,自前明始”(以上均见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碑刻选编》)。可见,晋商至迟在明代中后期已在北京设立会馆了。
入清以后,晋商设立的会馆有了蓬勃发展,大体上前后在京师设会馆有40处以上,与此同时,在国内名商埠集镇也先后设立了晋商会馆。这些会馆的设立,首先与当地商业、经济的发展与交通有着很大关系。以河南南阳赊旗镇山陕会馆为例来说,这里在明代尚是裕州(今方城县)兴隆店,也就是一个过路小店。在明代的河南地图上还无“赊旗店”。在清代的河南图幅上,才标出赊旗店。也就是从清代,赊旗镇才有所发展。原来赊旗店地处汉水交流的唐河上游,潘、赵二水环绕如带,由镇东北与西南流过,后二水合流,向南入唐河,唐河继续南流入湖北襄阳(今襄樊),最终汇入汉水,直通汉口;而北经万城、平顶山,可直达洛阳、开封,于是清代的赊旗店逐渐成为一个四通八达的水陆要冲,为两湖、江西、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九省通衢,也是北京通往云贵驿道的中间站,于是山陕等省商人纷纷到此建房设店,流寓定居,使赊旗舟楫车马,热闹非凡。粮食、棉花、食盐、布匹、煤炭、竹木、茶叶、桐油、生漆、药材、曲酒等各种物资汇集此镇贸易、储存、转运,形成一个物资贸易中心。
当时仅从事南北货物过往成交的过载行就有48家,故有“拉不完的赊旗店,填不满的北舞渡(位于赊旗镇东北的一个水运码头)”之说,赊旗店迅速发展为“北走汴路,南船北马,总集百货”的繁华巨镇。而在赊旗店最活跃、最有势力的商人就是山西商人。他们最早来到赊旗店从事茶叶、绸缎、刺绣、木材、食盐、布匹等商品的南北转运,其中茶叶为晋商经营的最大宗商品。请人衷干《茶市杂咏》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此处“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就是指由江西河口(今铅山县)运至河南赊旗店,再由此北运关外。山西茶商采买福建武夷山或湖南、湖北等地茶叶后,由水陆两路运抵汉口,由汉水至襄阳,转唐河北上达赊旗店,再改陆路,由马匹驮运北上过平顶山、洛阳,渡黄河,入山西,经晋城、长治、祁县,到太原、大同,再经张家口或归化(呼和浩特),用骆驼,穿越戈壁沙漠,运至库伦(乌兰巴托)、恰克图与俄蒙商进行贸易。赊旗店正是这条“茶叶商路”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于是,山西商人为了适应贸易的需要,首先在赊旗店创建了晋商会馆。由上可见,晋商会馆在各城镇商埠的建立,是经商活动的需要。
随着经商活动的扩展,会馆的建立又有所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晋商除在京师设立了许多会馆外,又先后在天津、山东聊城、馆陶恩县、东阿、济南、上海、江苏扬州、江苏南京、江苏苏州、江苏盛泽大馆圩、江苏盛泽西杨圩、江苏镇江、湖北汉口、湖北锺祥、湖北当阳、湖北郧西、湖北随州、湖北江陵、湖北公安、湖北沙市、浙江杭州、河南浙川、河南舜阳、河南洛阳、河南开封、河南赊旗、广东佛山、广东广州、湖南长沙、湖南湘潭、广西南宁、青海西宁、新疆巴里坤、安徽芜湖、安徽涡阳、吉林、沈阳、重庆、四川成都、四川灌县、福建福州、内蒙多伦诺尔等地设有会馆,清代晋商会馆几乎遍布全国各行省、商埠。
    数据统计中!!
    上一篇:中国十大商帮
    下一篇:徽商-徽州商帮

    最新更新

    视觉焦点